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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认为，WTO争端解决谅解（DSU）第3条第2款规定，争端解决的作用之一，是按照国际公法的习惯解释规则，澄清WTO各项协议的规定。对于“国际公法的习惯解释规则”，上诉机构多次提到《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维也纳公约）第31条和第32条。第31条规定，应结合上下文对条约用语的通常含义进行解释；上下文是指“条约”本身，包括其序言和附录，以及缔约方之间就条约缔结而订立的与该条约有关的任何协议。在本案中，条约就是《WTO协定》，而纺织品协议是其组成部分。因此，纺织品协议第6条的上下文，是WTO协定整体。[6]专家组举例说，保障措施协议第5条第1款规定，保障措施应当在防止或补救严重损害和促进调整的必要范围内实施。虽然一般保障措施与过渡性保障机制有区别，但在必要范围内实施应当是普遍适用的。[7]
美国在上诉中提出，专家组借助“上下文”，将保障措施协议中的用词和概念用在纺织品协议中，忽视了纺织品协议第6条的特殊之处；纺织品协议与GATT第19条和保障措施协议是不同的，按照保障措施协议第11条第1款（c）项的规定，保障措施协议不适用于纺织品协议第6条的过渡性保障措施机制。[8]
上诉机构并没有对保障措施协议是否适用于纺织品协议第6条这个一般性的问题作出裁决。但对于不同协议中相同用语的相关性，上诉机构是持肯定态度的。例如，在本案中，上诉机构在分析纺织品协议第6条中的“直接竞争产品”一词时，就明确援用了其在韩国酒案中的解释。[9]可以推理，上诉机构会同意专家组的意见，即WTO各项协定是一个整体，相同情况下使用的相同用语，互相之间是有借鉴意义的。具体地说，纺织品协议第6条与保障措施协议所使用的相同的用语，其解释就是相关的。事实上，上诉机构在谈到“国内产业”时，已提到了其在保障措施协议项下所作出的裁决。[10]
当然，纺织品协议第6条没有规定的内容是否适用保障措施协议的规定，是“保障措施协议是否适用于纺织品协议第6条”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从专家组所举的保障措施协议第5条第1款例子的情况看，专家组的答案可能会是肯定的。从条约解释的角度看，WTO各项协议是一个整体，解释某个协议时，其他协议都是其“上下文”（context）。保障措施协议与纺织品协议中的特殊保障条款，无论是总的宗旨和目的，还是具体内容的设计和用语，都是非常相似的，只是前者适用于所有产品，而后者只适用于纺织品。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在特别法没有规定时，应当适用普通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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