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从社会背景看，邓小平时代相对远离战争，经济建设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科学技术文化有了一定的发展，旧制度的影响和阶级斗争状况发生了变化，“左”的思想得到纠正，铲除了个人崇拜和废除了干部领导体制的终身制。国际方面，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邓小平看到了帝国主义可以合作的一面，及时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方针，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面向世界市场的开放型经济。而世界的通常做法，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中国要走向世界，使中国的市场和国际市场对接，就必须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和世界对接，必须遵循共同的国际上通行的市场规则，该市场规则就是法律。这就要求我国政府的领导方式由原来的军事式和群众运动方式以及行政命令变为经济的、法律的方法，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以便与国际协调一致，进一步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
二、政治地位不同，感受不同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并不断走向成功和胜利。建国后，由于受建国初期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再加上随着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威望达到高峰，使毛泽东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得以盛行。中国政治体制形成了权力高度集中，再由高度中央集权发展到毛泽东的个人集权的政治体制，使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之间大有“君臣关系”的感觉。毛泽东把“民主”思想贯穿于他的思想始终，这就是“人民”二字。“人民”是他的民主观的核心内容和落脚点，并把“人民共和国”由理想变为现实，相应地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但由于国际形势的日趋复杂和毛泽东对日趋复杂的形势的错误判断，民主制度没能坚持下来，错误地把阶级斗争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仍采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法；经济上急于求成；思想建设上超越现实，幻想短期可以迅速培养全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刮起“共产风”；民主政治上采取群众运动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的“大民主”方式，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端，导致了一场全民性的大灾难。“大民主”观所崇尚的群众运动为施行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和无政府主义埋下了隐患，这种“民主”观是无视法律和秩序的，它导致了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大动荡，推延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毛泽东笃信人民的力量可以改变一切，而忽略了人民权力的实现方式的探索和群众运动蕴藏着的自发性、盲目性和随意性的问题，认为发动群众运动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最终都是事与愿违，这是毛泽东民主观的一个重大缺陷。
邓小平在这一过程中是跟着走，并经历了三落三起，是运动的受害者，也是一位不屈不挠的伟人。邓小平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舞台上，既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作为一个参与者，邓小平每次担任领导职务总表现出突出的领导才能，这是因为邓小平从别人那里吸取了好的领导方法。作为一个旁观者，邓小平看到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发展的很难曲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惨痛教训。邓小平作为一个受挫后重登历史舞台且在暮年重振雄风的领袖人物，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他冷静地审时度势，总结了经验和教训，拿准了时代的脉博，把握住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塑造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时代，引导国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作为一个务实的思想家理论家和能力卓著的组织者管理者，他深知“人治”方式的危害，提出了法制的要求，法制是民主的保障。要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必须健全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党必须在
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机关工作要走向制度化、法律化，要建立个人工作责任制；用法律法规确定机构编制并加强监督检查，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使各方面都有法可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