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克服工会政治化的历史偏见和非市场化的政府行为，努力促进工会组织的市场化定位，就不仅将最有利于维护工人阶级的权益，也将有利于推进我国市场体制的成熟。进而，也必将成为推动党—国家体制分崩瓦解的一种力量。因为如果共产党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共产党又与国家体制完全合一，那么全国总工会就将处于极其尴尬的地位，它的市场化的博弈地位和能力就无法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获得合法性的澄清。
　　这是为什么全国总工会在90年代以来，没有发挥出像全国工商联那样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力的部分原因。何清链曾经指出全国工商联是目前党政以外社会民间力量中，可以影响立法和制度变迁的几乎唯一的一个强有力的声音。这是开始打破政治垄断的好事。然而另一方面全国总工会所具有的极不相称的边缘地位和在意识形态夹缝中的沉默，又是难以形成上层化和集团化劳资博弈的一件坏事。
　　全国工商联在从一个官方组织向代表私营企业主利益的俱乐部转变的过程中，具有两个优势，一是有自下而上的资金的影响力，二是没有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的障碍。而全国总工会虽然自1994年以来便尽力声张工会的“维护”职能，但全国工商联的两个优势之处恰恰就是总工会的软肋。
　　一方面缺乏自下而上的利益驱动，全国总工会难以完成市场化转型，成为第二个全国工商联。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阻隔，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工人利益进行市场和制度的博弈，反而不如代表企业主利益进行市场与制度博弈显得那么理直气壮。在工会意图代表职工利益进行市场化博弈和竭力伸张自己时，这种“代表”的资格就遇上了一个李逵敌不过李鬼的问题。
　　
　　假如全国总工会能够成功转变为一个市场化、社会化的举足轻重的利益组织，不仅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利益可以得到比政府的三令五申更加可靠的维护，意味着市场体制可能拥有一个比意识形态更加有效的利益冲突的协调基础。并且更将意味着对党—国家体制的虚假的意识形态基础进行成功的剥离，意味着抢掉“三个代表”的伪神学神话的饭碗。
　　如果这个前景是可以期盼的，离开全国总工会组织自下而上的独立工会，展开一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市场化的工会运动，让民间工会像民营企业一样冒出来，去和官方组织抢占利益博弈的“高端市场”，并对劳资博弈、制度变迁和整个社会结构发挥推动与塑造的渐进力量，就应该是以新左自居的人士具有操作性的努力方向。反过来，如果继续沉醉于革命的宏伟叙事和工会的直接政治角色，对中国今天市场体制和民间社会的成熟就将有害无益，而最终对于工人阶级的维护也将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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