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认为，出版自由是现代世界里自由的主要成分，是自由的基本组成部分，决心保卫自由的国家必须全力尊重出版自由。政治结社自由与出版自由不同，国家能够把结社自由限制住，并使其永远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如果国家要实现结社自由，则需要一些手段。
　　
　　托克维尔认为，在美国，以政治为目的的结社自由是无限的。他举例说明美国人是如何通过政治结社影响关税问题和贸易自由问题的。托克维尔访问美国的时候，恰恰是美国南北双方激烈争论关税问题的时候。托克维尔的如下描述，可以看出美国政治社团力量的确十分强大：
　　
　　“1831年，当争论处于最激烈的时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马萨诸塞州公民想出一个办法，即通过报纸向反对现行税制的人建议，请他们派代表到费城，共同研究恢复贸易自由的办法。这项建议，经过报刊转载，没有几天就由缅因州传到新奥尔良。反对现行税制的人热烈地采纳了这项建议，他们到处开会，推选代表。选出的代表都是知名人士，有的人还大有名气。南卡罗来纳州为此问题还拿起了武器，仅它一州就派去63名代表。1831年10月1日，一个按照美国人的习惯取名为全国代表大会的大会，于费城召开，有二百多人参加。会上的辩论是公开的，大会自开幕日起就具有立法的性质。会上讨论了国会的职权范围、自由贸易理论和税则。第十天，大会在草拟一封致美国人民的信后闭幕。这封信中宣称：（1）国会无权制定关税税则，现行税则是违宪的；（2）不准自由贸易对任何国家均无利益，特别是对美国。”
　　
　　三、对多数暴政的平衡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结社权是从英国输入的，一旦输入之后就一直存在着，并成为美国人的习惯和民情。政治结社可能会产生致命的后果，但在美国，却没有产生坏的结果，反而起到了遏制多数无限权威的结果。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政党制度易于导致多数暴政，在野党要制止这种暴政，很可能走向极端，他说：“在美国，一旦一个党居于统治地位，一切国家大权就都落于它的手中；它的党徒也将取得各种官职，掌握一切有组织的力量。反对党的最出名人物也不能打破把他们排除在政权以外的藩篱，反对党只能在野，发动少数的全部道义力量去反对压制他们的强大物质力量。” 而结社自由则起到了平衡的作用，其平衡的方式又不是暴烈的。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民主的多数暴政对美国的共和制度危害最大，“再没有比社会情况民主的国家更需要用结社自由去防止政党专制或大人物专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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