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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对暴力的重现

  
  只有强烈到一定程度的刺激,才能更有效地体验。只有强烈到一定程度的体验,才能更有效地记忆。为了让暴记忆成为一种足可以震惊整个民族,从而可以促进民族觉醒的深刻记忆,他必须制造一个具有震惊效果的暴力事件,以让这个民族在震惊中得到深刻的暴力体验。就他个人而言,为了让暴力体验成为他的确定性体验,成为他的稳定的心理内涵和性格内涵,他必须主动地体验暴力,通过主动的体验,满足他的暴力记忆的愿望和道德自救的愿望。
  
  小说的奇迹就是在历史教师这种内在的精神动力的驱使下出现的。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光辉的文学的表象就是在这种心理生活的背景上呈现出来的。一场自己对自己的屠杀就这样开始了。屠杀者是一位在现实的暴力和记忆的暴力(如古代刑罚)中受尽凌辱的历史教师,被屠杀者就是这位历史教师本人。他因为曾经在暴力的凌辱面前畏缩退避而羞愧难当,他必须将这种被动的退避转化为主动的体验,他必须最强烈地体验暴力以期征服一度使他感到恐 惧的暴力体验。作为一位屠杀者他是具有主动性的,作为一位被屠杀者他也是具有主动性的。他需要在这种具有主动性的体验中实现对暴力的控制和对自身精神怯弱的超越。由于他早就出现了感受与认识的错位,也就是将现实中一切暴力事件都认知为古代刑罚的重视,所以他在控制暴力的愿望的落实为控制古代刑罚的愿望,他的体验暴力的愿望就落实为体验古代刑罚的愿望,他的超越暴力的愿望就落实为超越古代刑罚的愿望。当他以他的研究目录作为程序表,按照自古以来的技术要求,严肃认真地一刀一刀地宰割自己时,当他一声一声地高喊着“墨”“劓”“ ”“宫”“大辟”时,他完全沉浸在表现自我、实现自我的心理快感之中,沉浸在从事一场空前伟大的文化创造和自我升华的道德快感之中。虽然他已经是丧失了理性自持的精神病患者,但从更深刻的精神意蕴来说,他乃是作为一个理性主义的启蒙者和一个文化英雄而自残自戕的。虽然这种自残自戕违背了人道原则,但他却是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造成一个血光四溅的表象,他以这个民族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残酷而又辉煌的表象表达了他对这个民族的失望与反抗,完成了他对这个民族的忠告和对自身的道德超越。
  
  但是,虽然他以一个如此伟大的奇迹,挽救了他在道德上的碎的自我,就人格主义的文化理想而言,历史教师无论作出什么样的选择,他都只能是永恒的失败者。在一个非人的时代,任你怎样挣扎都只有两种相似的结局:或者因灭亡而破碎,或者因破碎而灭亡。历史教师倾尽全力逃避了第一种结局,这就意味着他只能选择第二种结局。这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命定。历史教师的主动性仅仅在于:他把命定变成了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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